写史其二——另一面看革命

       走入近代史，你会发现这就是一部革命史：辛亥革命、国民革命、土地革命、民族革命、无产阶级革命，清王朝、北洋军阀、小日本、国民党都被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。那么，接下来要革的只能是己方或友方的命了。

另一面看革命

       也许是因为爷爷作为旧式军官曾经被批斗过，所以至今对文·革(插个代码防河蟹)仍然耿耿于怀，一直认为“革命”是一个戾气很重的字眼——人作为万物之灵万灵之长，为何一定要革对方的命而后快呢？文明的秩序要靠最不文明的手段来建立!这真是人类社会一大滑稽命题!

       再往上追溯，文天祥、史可法率众抵御异族铁骑的蹂躏，“反”了一回革命。从民族大义角度来看，他们是万众景仰的民族英雄；若从大历史大文化的角度去审视：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必然是反动，那么他俩就是反动派了。当然，并不是在这宣扬所谓的“叛徒哲学”——既然明知大势已去，就应该多保留国家的元气，多留存一些鲜活的生命。避免像“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”这样的惨剧上演。男儿在沙场殒命一了百了，但他们还上有高堂下有妻小，试想想，在女子地位还很低下的封建社会，一个缺了主心骨的家庭将会多么悲催。

      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前夕曾着手制定“抢救大陆学人”的计划，而共产党方面也毫不含糊，极力地拉拢当时的名人学者，因而陈寅恪、张伯苓、钱三强、冯友兰、沈从文、吴晗等一大批学者和民主人士被争取了过来，而蒋介石则把胡适、梅贻琦带去了台湾，并把故宫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、北大的文物和图书典籍一并运走了。为什么对立的两个政权会把看似“迂阔”的专家学者摆在如此重要的地位？我想，这些人这些书籍这些文物就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和元气，如果在战乱中陨灭了，那是对民族的犯罪!

       “唯其义尽，所以仁至；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?”这固然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恪守的教条，如果纯粹把就义当作一种留名后世的途径，那么大可不必拉如此多的生命体作为陪葬;如果真的心系天下苍生，个人名节可以放在很次要的地位。

       因为，是革命就会有暴力，更少不了流血牺牲!

       也许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，商汤伐桀、武王伐纣都被史学家披上了神圣的纱衣；在古典的戏剧小说中也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贪官、奸臣、豪绅、恶霸，但终究会有像包拯、海瑞这样的铁面判官去革他们的命，实在没辙了还有神明、侠客站出来替天行道!的确，在人性得不到充分释放的年代，强权下的正义往往给人酣畅淋漓的快感!《水浒》中王进打高俅，鲁达拳打镇关西，武松醉打蒋门神，无不让读者拍手称快。称快是一回事，并不表示某认同以暴易暴的哲学，因为斗争一旦进入军事进入武斗层面就毫无正义可言，它从来都是以摧毁人类高层文明、杀戮强壮躯体为代价!最后留下一些孱弱的身躯作为没落王朝的殉葬——能战的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或者被同化了，宋代的文天祥、陆秀夫，明代的顾炎武、黄宗羲，清代的王国维可都是些文质彬彬的灵魂。

       圣雄甘地在印度发起的“非暴力、不合作”运动取得了成功，但到了鲜血淋漓的近现代中国，甘地式的人物不可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影响力。也许很多暴力在常人眼中是正义的，但很少人能意识到，一旦暴力找到了受体，就可能失控于报复激情(打砸同胞的日系车便是)，这样一来，看似正义的暴力足以让惩罚邪恶的手法比邪恶更加邪恶。《康熙王朝》中明珠有句至理名言：矫枉必须过正，不过正则不能矫枉!对于玩弄权术的政客而言，倒行逆施确能达到恐吓政敌、草木皆兵的目的，如果矫枉过正的手腕渗透到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等领域，那么，后果将是灾难性的，60年代的中国便是最好的例证。

       追根溯源，纷争是由权益分配不均造成的，但权益终归有限，人的欲望却没有止境，因此矛盾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唯一缓和的途径是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——三人分一杯羹可能引起争斗，换做三人分一锅粥呢?总用不着争个你死我活了吧。“中国梦”、“政体改革”成为时下热门的话题，都是为了让国家富强，让人民安康。如果当权者真能通过一种平和的方式去实现既得利益的再分配，实现社会的和·谐，人民有什么理由和必要选择武力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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